摘要:1949年之前,上海滩有四个鼎鼎有名的“颜料大王”:贝润生、周宗良、吴同文、邱氏兄弟(邱倍山、邱渭卿)。

  1949年之前,上海滩有四个鼎鼎有名的“颜料大王”:贝润生、周宗良、吴同文、邱氏兄弟(邱倍山、邱渭卿)。19世纪后期,由德国拜耳公司开发的人工颜料“阴丹士林”研制成功后,德国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颜料输出国,创办于1852的谦信洋行此时将其主营业务转向颜料进口。据说最高峰时通过谦信进口到国内各地的颜料量,要占到当时进口总量的50%以。而这几位“颜料大王”的暴富多与“一战时德商撤走”有关,也和谦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从几位颜料大王昔日居住的老洋房为切入点,去讲述他们的家族往事。

  位于南阳路170号的“贝轩大公馆”是一栋建筑风格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关于其昔日主人的身份曾引发过争论。有说是此宅原为银行家贝祖诒住所。而据海派作家程乃珊所言,贝公馆的真正主人是贝润生的儿子贝义奎。而贝润生出道比贝祖诒早多了。

  贝润生祖籍江苏苏州,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与贝祖诒属“族亲”,据沈默所著《从“颜料大王”到房地产业传奇的百年传承》一文中的梳理, “贝润生……姑苏贝氏第十三世孙,是近代贝氏一脉最为兴旺和出彩的一支……同为十三世孙的贝理泰,与贝润生关系笃密。两人的六世祖为亲兄弟,作为贝氏一脉,贝润生被称为“颜料大王”,而贝理泰则成就“金融世家”,(其)三子贝祖诒,原名骐祥,号淞孙,其长子便是享誉国际的建筑大师贝聿铭”。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能看到贝润生与贝祖诒的亲属关系之近。

  贝润生年幼时家境贫寒,约16岁时,经其姐夫赵雨亭介绍来到上海由奚润如开设的“瑞康号颜料行”里学生意,他当时在颜料行里的师兄就是日后闻名沪上的“阿德哥”虞洽卿。现位于南京西路近江宁路口的“梅龙镇酒家”,据说过去整栋洋房都是奚润如家族的产业,后转给了虞洽卿。

  1897-1898年间,奚润如因年事已高退出颜料界,他的“瑞康号颜料行”转由年满28岁的贝润生来管理经营,由此贝润生迎来了发家致富的开端。据《吴中贝氏家谱·润生七十自序》中贝润生自述:“余乃得专心致力于业务,年二十八而任瑞康号经理,与世周旋,此其发轫,由是家道稍裕……”,其在之后的十余年中通过自身努力以及各种机缘曾先后在“上海商务总会”以及改组后的“上海总商会”担任协理等重要职务,开始逐步在上海商界崭露头角。

  对于贝润生而言, “一战”是他从“致富”到“暴富”的一个重要飞跃阶段。19世纪后期由德国拜耳公司开发的人工颜料“阴丹士林”研制成功后,德国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颜料输出国,约20世纪初,这种“阴丹士林”颜料进入中国,并在国内的颜料市场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贝润生的“瑞康号颜料行”则在这其中。据说,他通过师兄虞洽卿的关系获得了德国拜耳公司在华的颜料经销权,由此成为“阴丹士林”颜料在华的主要代理商之一。1917年中国在“一战”中对德宣战后,德国对华的颜料进口基本停止,贝润生也因此依靠之前囤积下来的大量颜料发了大财,成为当时沪上名副其实的“颜料大王”。

  贝润生依靠颜料生意暴富后“不忘师恩”,将自己经营许久的“瑞康号颜料行”归还给奚润如的儿子,并在颜料生意上对其“多有关照与指点”。与此同时,他开始将大量资金投向当时沪上“日益红火”的房地产领域,收获颇丰。英商泰利洋行老板白兰泰与贝润生在地产领域中有着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当时上海的规定是,申请租界内土地时多需要洋人出面申请,贝润生晚年“地产博弈”的背后,大多都有着与白兰泰合作的影子,如张文骏在《英商泰利洋行及其买办》一文中所述,“贝润生晚年购置大量房地产,以永庆公司名义管理兼收房租,对外房票用泰利名义,如果发生纠纷,也由泰利出面打官司……白兰泰为讨好贝润生,虽然一年只有五六百两银子收益,照样接受。贝润生常有几十万到几百万现银存在泰利,委托白兰泰代做放款”。在白兰泰的协助下,贝润生继成为“颜料大王”之后又多了一个“房地产大王”的头衔。

  据记载,贝润生自20年代起,全力投资房地产,拥有各类房屋达一千余幢,除上海外,苏州名园狮子林也曾是他个人的产业……

  贝润生发迹后在上海的住所位于现宁海西路黄陂南路的位置,该房屋现已不存。南阳路170号的那栋“贝轩大公馆”,据程乃珊回忆,曾是贝润生为其小儿子贝义奎所建造的住宅。据说,当年贝润生因小儿子贝义奎时常在父亲面前抱怨“财产分配不公”而建。这是一栋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如今我们依然能见到保存完好的如龙梯、百寿照壁、双龙戏珠浮雕、苏式园林等精华部分,此宅也是上海最早安装有私宅电梯的花园住宅之一,与贝润生女婿吴同文那栋知名的绿房子可有一比。

  说起吴同文的故事,除了那栋位于铜仁路333号、有着“远东第一豪宅”的绿房子外,吴同文本人的身世也是在老房子爱好者中一直被谈及的话题。据章正元在《静安文博钩沉》中所述,“(吴同文)据说襁褓时被一对贫苦船民遗弃在黄陂路嵩山路吴善卿住宅大门口,吴家当时已为海上颜料富商,可惜只有5个女儿没有儿子,偌大家财无人继承,就将其收养下来,取名吴同文”,扑朔迷离的身世给吴同文与绿房子的故事更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吴同文后来因“绿色颜料”而致富,于是他在岳父贝润生赠予他的那块位于哈同路(现铜仁路)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口的土地上建造起了象征他事业兴旺的豪宅,“绿房子”也就由此而诞生,吴同文在这里见证了他事业巅峰期的到来,邬达克也通过这个作品暂时缓解了其建筑事务所在受到“白银风潮”影响下的门可罗雀。

  从南阳路到铜仁路这段不长的马路上,与颜料商有关的老宅不止“贝轩大公馆”与“绿房子”两处,位于南阳路134号的一栋安妮女王时期建筑风格的花园住宅,据说曾是颜料富商张兰坪的住所,此宅名曰“陔庐”,“陔庐”二字由吴昌硕题写。据《静安历史文化图录》记载,赵凤昌昔日位于南阳路的住所“惜阴堂”后来也曾归张兰坪。从这两栋洋房的规模上来看,张兰坪绝对也是一位极具实力的颜料商人。

  2017年10月,随着宝庆路3号大门的重新开启,昔日主人“颜料大王”周宗良的故事再一次进入大家视野。

  周宗良1875年出生在浙江宁波,在教会学校宁波斐迪中学学成后进入宁波海关工作。宁波是“五口通商”后被最先划定对外开放的城市,独特的生活环境,从小耳濡目染的各种经历使得周宗良认识到学习外语的重要性,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向海关税务司夫人学习英语,还经常与海关外籍人员练口语。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数年后,周宗良离开海关到德商爱礼司洋行设在宁波的颜料号工作,知名建筑师邬达克的岳父就曾在爱礼司洋行担任过高管,他依靠颜料进口与销售给他的家族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有一次,德商谦信洋行的大班噶罗门到宁波调查颜料销售情况,准备通过当地的颜料号推广业务,当时在宁波颜料号中能听说外语的人不多,周宗良的英语此刻派上了用场,在与噶罗门的接触中,周宗良的言谈举止及才思敏捷给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噶罗门非常赏识这位初出茅庐的年青人。不久后,由于谦信洋行买办姜炳生体弱多病不能正常料理行内业务,周宗良进入上海谦信买办间担任“跑楼”职务,周宗良入职后,噶罗门给予了他足够的经济支持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空间,周宗良也不负所望,在全国各大城市的经销中,他通过联络交际、赊销优惠、提高回扣等手段多管齐下,为谦信洋行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客户,深得噶罗门赏识。

  1910年,谦信原买办姜炳生让位,周宗良正式成为谦信洋行的买办。就在周宗良担任买办前,一道难题曾险些让他断送大好的职业前程。当时在很多洋行担任买办必须要提供“道契”(租界土地凭证)作保,但周宗良入职不久,在租界内还没有购置下地产,这可如何是好?为此,周宗良向瑞康号颜料行经理贝润生提出求助,贝润生考虑到周宗良的提升对他的瑞康号也多有好处,故出手相助,借给周宗良一纸“道契”,助他顺利登上谦信洋行买办的宝座。

  周宗良的“暴富”并不来自他的“精明”,而是源于他的“诚信”。1914年“一战”爆发,大量德商离沪,噶罗门深恐谦信洋行产业遭受损失,故而与周宗良商量拟将谦信几乎全部产业改到周宗良名下并由周代为保管,大批栈存颜料也通过折价赊账的方式归周宗良所有,周宗良接受噶罗门的意见并保证信守诺言。1917年中国参战后,周宗良在妥善保管谦信产业的同时,自己也靠着对于颜料的垄断发了大财。战后谦信回沪,周宗良一诺千金将原本代管的谦信产业全部完璧归赵,同时又将谦信折价赊归给他的颜料货款如数支付,由此谦信对于周宗良的信任更进一步,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入的大班办公室,周宗良无需通报可以直接接入。

  在谦信站稳脚跟并拥有庞大资产后的周宗良继续高歌猛进,进一步扩大各种收益是他在二三十年代中的主要目标。约1920年,瑞康颜料号的贝润生与咸康颜料号的薛宝润之间产生矛盾,周宗良瞅准良机果断出手,将原本由贝薛二人合伙经营的谦信靛油公司改组为谦和靛油号,并增加自己的股份,强化对于靛青业务的掌控。在周宗良的努力下,谦和号在全国的销售网点从原来的几十家迅速扩增到200余家,资本一度曾暴涨到400万银元。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染料化工业为提升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力,联合组建了大德染料公司,在沪德商谦信、爱礼司、礼和等洋行统归新成立的德孚洋行管理,由于谦信在这些洋行中业务占有领先地位,故而德孚的大班就由原谦信的大班担任,周宗良也凭借着自身在“颜料领域”的才能以及德国大班对他的信任借势扶摇直上,成为了德孚名副其实的“总买办”,当时德孚洋行大班魏白兰还专门委托他管理德孚经营下的三个染料栈房。德孚成立后前来寻求供货的客户良莠不齐,很多客户因为资金不足多有向德孚提出现货赊销的请求,德孚因对客户信用不够了解,一时也难以决断。嗅到此间商机,他于1930年又独资创办了周宗记颜料号,德孚先以现货现款的方式将颜料售给周宗记,然后由周宗记再加上一层利润后赊销给其他客户,周宗良在无形间又开辟了一条生财之道。

  依仗着佣金多、收益高、销路广等优势纵横“颜料领域”的同时,周宗良也没错过来自于其他领域的机遇,在担任德孚买办的同时,他还兼任谦信机器公司和拜耳药厂的买办。

  地产业也是他投资的另一主要渠道,除了现宝庆路3号自住外,他在现天津路、福建中路、金陵东路等地都曾拥有大量地产。宝庆路3号是周宗良在沪时最为知名的一处住所,据《“颜料大王”周宗良的家居生活》一文所述,“买办周宗良(在宝庆路3号)的花园洋房共有5栋房子,4栋楼和1栋100平方米左右的大客厅,有称新大厅。进大门南面第1栋是新大厅,与新大厅毗邻的是主楼,主楼东面是给孩子住的洋楼,最东面是厨房,大门北面是汽车间,花园的主楼和佣人住的房子原是德国人的,建于1925年。1930年后周宗良从德国人手中买下,1936年又造了两栋洋楼和一座客厅。新大厅的风格是美国式的,里面的设施相当先进,房顶四周的霓虹灯现在仍然完好无损,柔和的灯光营造出一种梦幻氛围。地板是双层的,冬暖夏凉,上面一层用正方形的木板铺成,房子的外墙贴着马赛克。花园种了许多树木花卉,还有假山、凉亭、石板凳……” ,从这段线号鼎盛时期的原貌。

  在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中,广结善缘对周宗良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他先是入股“南三行”之一的浙江实业银行,后再通过浙实行总经理李馥荪的引荐,先后当上了中国银行董事和中央银行理事,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交往中游刃有余,其人生在30年代中期时达到巅峰。

  “二战”中由于日本与德国“同盟”的关系,周宗良的产业大体上没受多大损失,但也不时会遭到日伪人士的骚扰,比如有一次周宗良就曾花大笔钱去“赎回”被日本宪兵队带走的夫人。周宗良事业的由盛转衰是从“二战”结束德国战败开始的,德国人打道回府后,周宗良的德孚买办生涯也至此落下帷幕。1948年周宗良携其部分家属来到香港。1957年周宗良在香港病逝。他那处位于宝庆路3号的豪宅,历经了以“老克勒徐元章先生”为代表的许多沉浮故事,2017年10月1日此处成为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位于威海路近石门一路的一幢花园洋房,2018年重新被命名为“查公馆”,历史上曾先后有过多位主人入住于此。通常认为,此宅以邱氏兄弟为起始。而有关于它的历史,还能往前追述到1907年。

  说起这幢花园洋房的建造,必须要提到两家具有德商背景的洋行,即德商谦信洋行和倍高洋行。谦信洋行是它的投资建造方。进入20世纪后,随着谦信洋行在华业务的不断发展,如何为其员工改善生活条件,逐步成为谦信高管们急待解决的问题。1907年,他们购下现威海路地块用于建造谦信洋行高级职员住所(有些资料也称其为“洋行高级职员宿舍”),这就是目前所能追溯到的有关“查公馆”的最初面貌。而它的设计师卡尔·贝克所属的倍高洋行,在近代上海建筑设计领域也是一家极具知名度的建筑事务所。伍江在《上海百年建筑史》中有这样的陈述,“倍高洋行由德国建筑师H·Becker和C·Baedeker合伙组成……倍高洋行在上海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德国总会(1904-1907年),它建成后成为外滩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一战后随着在华德国势力退出中国,倍高洋行也结束了在华的业务。”

  与倍高洋行在一战时所遇到的波折相似,同为德商的谦信洋行也在一战中因1917年北洋政府对德宣战的缘故遭遇了不小的麻烦。近代上海历史上“颜料大王”的暴富,多与“一战时德商撤走”有关。邱信山、邱渭卿兄弟也是这一时期的收益者之一,他们除了因此而囤积下大量的优质颜料外,谦信洋行的那幢洋房也在此时以较低的价格被邱氏兄弟收购,并成为他们在上海的主要住所。至此,这幢洋房也就名副其实的成为“邱氏兄弟住宅”。 据说因兄弟俩喜爱奇珍异兽的缘故,当年的“邱氏兄弟住宅”俨然就是一处浓缩版的“野生动物园”。

  一战谦信洋行撤走前,邱氏兄弟在该行担任什么职位,笔者发现两种说法。说法一:来自于山东的邱氏兄弟原本在谦信洋行打杂,后凭借敬业精神深得洋行高层赏识,并在数年后成为谦信的买办和代理商,期间他们负责将颜料销往青岛、济南、烟台等地,收益颇丰,从这个说法来看,邱氏兄弟在一战前已跻身颜料富商的行列;说法二:一战谦信洋行撤走前,邱氏兄弟在该行的职位仍为普通工人。谦信洋行撤走前,除了将其库存的颜料低价赊让给买办外,作为工人的邱氏兄弟也从中分到了一些,他们在此之后开了一家名叫“广太源”的颜料行并因此致富。如按这种说法来看,邱氏兄弟的致富应在一战后。

  在笔者看来,说法一虽被采用较多,而说法二也不无道理,毕竟当时大多洋行在同一时间段内真正意义上的买办不会太多,甚至有部分洋行在同时期内可能只设一位买办。谦信在1910年原买办姜炳生让位后由周宗良接任,1917年谦信撤走前,周宗良仍为谦信买办,因此在同时期内邱氏兄弟与周宗良均担任买办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当时在该地块被邱氏兄弟收购的洋房到底是一幢还是两幢?对此我们通过后来民立中学时期所留下的照片来判定,当时在现“查公馆”的西侧确实还有另外一幢规模稍小一些的洋房,据说原先邱氏兄弟是“兄东弟西”各自一幢居住的,若此说法成立,那这幢稍小一些的洋房究竟是谦信所造还是邱氏兄弟所建,恐怕又会引起一片议论。

  邱氏兄弟后来在经营颜料生意的同时也涉足地产,现延安中路近石门一路的念吾新邨就是当时他们在沪上投资建造较为知名的地产之一。在邱氏兄弟的后代中有一女曾嫁给苏州评弹名家蒋月泉,据唐燕能在《蒋月泉传》中所述,“蒋月泉与邱四小姐结婚后住拉都路83号一幢小洋楼内……这幢洋楼是邱用其哥哥给她陪嫁费中的一半买下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陷区物资严重匮乏,夫妻两因实在支撑不住了,只得卖掉小洋楼……后通过邱四小姐的关系,从她三姐的居处借了念吾新邨的一间大厢房,以后又将三楼与四楼全租下。1962年邱四小姐去世,为改换环境调房至康乐新邨……”

  民立中学迁至邱氏兄弟住宅内大约是在30年代末,这所由苏氏兄弟创办的学校始建于1903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民立在当时位于华界的校舍被毁后辗转迁址于此,时正巧邱氏家族已迁至现陕西南路居住,故而将此宅租给民立使用。1942年时因电线老化此楼发生过火灾,以至于洋房西面的塔楼顶端被烧毁,后来学校为了平衡东西塔楼的高度,无奈之下拆去了东面的塔楼,民立有很多老校友和附近老住户都知道这段故事。民立中学后来曾一度改名为“六十一中学”,曾是静安区仅次于市重点市西、育才两所中学的区重点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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